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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对宋代印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和大进展，但是由于史料缺乏的制约和错误观点的影响，使得这方面的研究没有能进一步深入下去，对整个宋代印学发展还没有达到连续、清晰、全面的了解程度，笔者认为目前依然处于收集史料的初级阶段。如继以王冕推翻了文彭为篆刻艺术的开山鼻祖之后，对宋代有没有文人篆刻家的存在的问题，沙孟海先生在其《印学史》中论米芾用印：“我观察他自用诸印，多数鎸刻粗糙，与他同时代的欧阳修、苏轼、苏轍等人的印文鎸刻工细相比，大不相同。说他自己动刀，也是可信的。” 陈振濂先生在其《篆刻艺术纵横谈》里曰：“印家的出现绝不是晚至明代，早在宋元就应该有了。……北宋而后，南宋人研究印学，编印谱的大有人在，但是文人刻印的现象倒也罕见，或许曾出现过，但被湮没无闻了。” 笔者常和徐利明先生讨论印史，徐先生也多次言及：“文人自己刻印的时间肯定要比现在的定论要早得多，只是目前没有发现实例而已。”对沙先生的推测，虽然我们目前尚还无法加以证实，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沙先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文人篆刻有可能早在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笔者近年来，与文献中有目的的对有关宋元两代文人参与和亲自刻印等相关史料，进行发掘整理，结合对宋代文人用印风格形成原因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足以否定元代篆刻家出现在元末的观点，证实了以上几位先生的推测是正确的。并且进一步推测文人篆刻家的出现时间，有可能早在宋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笔者认为有些文章中所谓：“由于元代初期，印章的制作还必须通过工匠来最后完成。换言之，由文人‘设计’印面，而由刻工制作的现象尚未得以结束，……”的判断缺乏必要的史料来支撑，因为很多元代早期文人用印之精美就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艺术水平不是一般工匠所能达到的，也不是赵子昂那样的文人仅参与设计印面所能达到的，在元代早期应有文人篆刻家存在并且活动频繁。笔者在文献中发现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元代篆刻家和以石质为印材的记载，而且这些元代文人分别生活在元代的各个时期和不同的地域。这些资料的发现为我们正确认识元代篆刻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新证据。
综合大量的宋代文人用印的水准之高和风格多样等方面，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发展和变化，不仅仅只是文人参与所能达到的。既然当时的文人已经对通行官印风格不满，那么同时也应该对那些庸工所刻印章的粗制滥造、极没有文化色彩产生烦恼，这一切都是因为文人对印章的审美层次得到普遍提高。而在宋代刻印一技似乎并不是某一个行业所独有的专业技能，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宋楼钥《攻媿集》巻七十五中的记载得到了解：
又内殿图书、内合同印、集贤院御书等，虽皆是李后主印，然，近世工于临画者，伪作古印甚精，玉印至刻滑石为之，直可乱真也这就说明在当时由于软质印材的使用，刻制印章已经是很随便的事情，似乎没有我们今天的想象那么难。因此笔者认为早在宋代，文人就已经开始参与或者直接刻制印章了。这一猜测在对有关文献的查考后得到了证实。
《宋史全文》卷三十四中也记载了一位参与官印制作的文人官员：
宋理宗四
壬寅，以延昌公主进封瑞国，命徐清叟为册礼使、董槐副使。清叟撰册文书册、篆印。册以象齿，印以金，一寸，文曰“瑞国公主之印”。
象徐清叟这样篆而不刻的文人在宋代还有很多，如《宋史 舆服志六》中记载：
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随僖宗入蜀，子孙遂为蜀人。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
乾兴元年，……下学士院定其文，命宰臣陈执中书之。
皇祐五年七月，诏作“镇国神宝”。先是，奉宸库有良玉，广尺，厚半之。仁宗以为希代之珍，不欲为服玩，因作是宝，命宰臣庞籍篆文。
嘉祐八年，……帝不用其议，乃别造受命宝，命参知政事欧阳修篆文八字。
仁宗景祐三年，少府监言：“得篆文官王文盛状，……后又命知制诰邵必、殿中丞苏唐卿详定天下印文，必、唐卿皆通篆籀，然亦无所厘改焉。
以上史料完全可以说明，在宋代由文人来篆写印稿的现象，这些史料有一部分，早在前几年，陈振濂和萧高洪先生也曾论及。而这一现象不但出现在官印制作而且在私印制作过程中也是存在的。
篆刻史记载杨克一，主要因为他编辑的集古印谱《集古印格》，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集古印谱。也正因此，杨克一被韩天衡先生载入《中国篆刻大辞典》 的“印人”中，列于米芾之后。历代很多篆刻史方面的旧说，对杨克一都误为晁克一，如韩天衡先生例举的南宋晁公武《郡斋续书志》中载
《印格》一卷，皇朝晁克一撰，克一张文潜甥也。文潜尝为之序，其略曰：“克一即好古印章，其父补之爱之尤笃。悉录古今印玺之法，谓之《图书谱》”。
韩天衡先生引《山谷集》中黄庭坚题其画作所云“观此可知其人有韵。问其主名，知其为克一道孚，吾友张文潜（耒） 之甥也。”和当时文人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中有《赠文潜甥杨克一学文与可画竹求诗》的古体诗一首为据，予以更正。 笔者近于张文潜《柯山集》 读得他为杨克一所作的《杨克一图书序》，发现有杨克一参与篆刻印章的记载：
甥杨克一梦人授图书，凡三十有一体，大抵皆其姓名字，变易迭出颇竒。惟古人有言梦者，想也。形神所不接而梦者，因也。夫因者想之变。其初皆有兆于予心，迁流失本，其远也已甚，故谓之因。然其初皆想也，而世不能明其故，以所因者为非想而得。夫使如至人之无想欤，则无梦矣，岂有有梦而非想者哉！予见尔之好图书几癖矣，心思手画，惟怪之为求，则其梦授于异人何足怪哉！好射者梦良弓，好乐者梦竒声，何则？志固在是也。尔心谓是三十一图皆非平日之所思，则正昔人之所谓因者也。精神迁流，何怪不有，古人或以谓考吉凶，明将来。三十一图曷足怪也哉！尔以是思之，将复有得矣。图书之名，予不知所起。盖古所谓玺，用以为信者。克一既好之，其父补之爱之尤笃，能悉取古今印法，尽录其变，谓之《图书谱》。自秦汉以来变制异状，皆能言其故。为人篆印玺，多传其工，有自远求之者数为予言。予不省之，独爱其用心不侈。致精于小事末务，故并录焉。
此序所记十分有趣，通过“好图书几痴矣。心思手画，惟怪之为求”句，描述了杨克一对印章一艺之喜好已至痴怪程度。张文潜解杨克一梦印为如同“好射者梦良弓，好乐者梦奇声。何则？志固在是也”。其父杨补之对他的爱好十分支持，从“其父补之爱之尤笃”句可知杨补之也是一位喜爱并具有一定印学知识的古印研究者，杨克一痴于印与其父亲有很大关系。“能悉取古今印法尽录其变。谓之图书谱。自秦汉以来变制异状。皆能言其故”句，说明杨克一于秦汉印了解之深及鉴赏水平之高，句中“图书谱”指的是杨克一编的《集古印格》，但张文潜的这篇序并非是为杨克一的《集古印格》写的，而是为称赞他“为人篆印玺多传其工”而写的，是张文潜向别人介绍和推荐杨克一能于篆印的文章。从晁公武所记的文字内容上看，其所谓张文潜的《印格》序，其实就是“杨克一图书序”。看来晁公武不但把人记错了，而且没有辨明该序的内容，把“杨克一图书序”当成了《印格》的序了。
这一记载让我们对杨克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篆印”一词，我们既可以理解为篆写印稿，但有时也可以解释为刻印。“传其工”的“其”字当是指杨克一“皆能言其故”的秦汉以来印章，说明杨克一已经用秦汉印的形式和风格特征进行篆刻创作了。这里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认定杨克一是否已经集篆写和刻制为一身，但可以断言杨克一已经参与了印章的制作，并且开始取法秦汉印。虽然在史料中有宋代很多文人为皇帝篆写宝玺的记载 ，但是这和杨克一为人篆印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官印的篆法、章法都是有一定格式的，自由发挥的余地较小，而杨克一的篆印就不会有这些拘束，他的发挥空间很大，完全可以任自己的意愿行事。如果说后来的赵子昂能称之为篆刻家，那么这位北宋的杨克一无疑也是当之无愧的篆刻家。
张文潜虽然赞扬了杨克一对印章历史知识的了解和对事业的专心致志，但是“予不省之。独爱其用心不移。至精于小事末务”句的意思是表白他于篆刻印章 “不省之”，看来张文潜的确于印章不甚懂，整篇序中没有对印章发表一句他自己的意见。虽说是在赞扬杨克一，但其所谓“小事末务”，可见其对篆刻印章是不重视的。扬雄“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不是专指刻印而说的，是扬雄把为文与胸怀天下相比而发出的感慨，张文潜的观点明显受其影响，古今文人对扬雄这句名言的错误理解，给篆刻艺术的发展带来不小的影响，为害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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