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里开始讲我的宋元印学史的新发现

孙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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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澤

歡迎向群兄，你來了，可以豐富本論壇了。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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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

老孫你就行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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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澤

近來，讀得重慶出版社出版的《元代印風》上黃惇先生的序文，曰《論元代文人印章發展的三個階段》，此文曾經多次發表，如西泠印社出版的《中國印學年鑒》等。雖然此次發表時，作者對該文進行了修改和補充，但基本觀點和以前完全一樣。
該文中，黃先生認為“吾衍─吳睿─朱珪的三代師徒之間的關係，亦反映出元代文人印章的三個階段”，因此他把元代文人印章的發展進程分為了三個相互為因果關係的階段，既“漢代審美觀的確立─以趙孟頫、吾衍為代表的第一階段”、“《集古印譜》的新視角和趙、吾印風的風靡─以楊遵和吳睿為代表的第二階段”、“文人篆刻家的出現─以王冕、朱珪為代表的第三階段”。筆者在認真讀完該文後發現，這樣的劃分是不正確的。首先，黃先生沒有能夠歷史地去看待元代文人印章的發展，而是片面和孤立去認識元代文人印章的發展進程；再則對一些重要史實不加以考証，盲目引用，主觀臆斷地把吾衍─吳睿─朱珪之間的三代師徒關係放大成為元代文人印章發展進程的“三個階段”之間關係，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據。因為在元代文人印章九十多年發展過程中，並不存在象黃先生所言的“三個階段”。
另外，該文中黃先生因“元代的文人篆刻家，儘管限于史料，我們只能舉出王（王冕）、朱（朱珪）等有數的幾位”而定元代文人“真正在印章上操刀抒情者寥若晨星”的結論，也是對歷史史實的誤判。大量的宋元文人用印章告訴我們，篆刻家的出現早在宋代就應該存在，而且大量文獻資料也顯示出在宋元時期就已經有許多文人親自從事篆刻創作。這就更加說明黃先生所謂的“三個階段”的理論是沒有史實根據的。

玉澤

一、從宋代文人在書畫上用印看，印學史上的漢印審美觀確立的時間當在宋代

由於種種歷史原因，在過去很長的時期裡，人們皆認為唐、宋、元文人很少有人用印，或認為宋代公私印皆不可看，追尋這種論調的源頭，當和趙孟頫、吾衍有關。趙氏在其《印史序》一文裡說︰“余嘗觀近世士大夫圖書印章，一是新奇相，鼎、彝、壺、爵之製，遷就對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鳥之像，蓋不遺餘巧也，其異於流俗以求古者，百無一二焉。”吾衍也在其《三十五舉》中說︰“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者。”後人因趙吾兩家的名聲，對他們的說法不加以考証，尊為經典，盲目引用。到了周亮工時更被誇大成為︰“此道與聲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詩而可繼唐，唐宋無印至明而可繼漢。”這裡周亮工所言的“無印”當是說沒有可“繼漢”的好印，其論本質上與趙吾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近代沈曾植先生的《論印詩》中也持此論曰“唐宋無印明繼漢”。黃先生是贊成此說的，為了說明他們所証不誣，還特意舉出三方標明為“宋末元初的花押印”的“鼎、彝、壺、爵之製”印章來加以證實。宋代印章中確實有這種形式存在，但是這三方沒有標識使用者身分和出處以及可靠年代的異形印章，是否為宋人印章令人懷疑。
現代學人的印學研究成果，徹底否定了“唐宋無印說”，如沙孟海先生的《印學史》、徐邦達先生的《略論唐宋書畫上所鈐公私印記》、劉江先生的《唐宋官私印簡論》、陳振濂先生的《論唐宋文人印的崛起及其表現》等一批論文的陸續發表，使我們對宋代文人用印的情況有了初步的認識。而且從我們今天尚能見到的大量古代書畫作品上看，在宋代文人士大夫所鈐印記中，幾乎看不到為“鼎、彝、壺、爵之製”的印章，即使偶然出現幾方，也皆是無名之輩所為，如《清明上河圖卷》後的幾方。而真正當時的文人士大夫所用印章，一般皆為方形，如歐陽修、李瑋、蘇軾、文同、米芾、薛紹彭、黃庭堅、許孝謀、陸游、揚無咎、趙明誠、王濃之、曾覿、周密，還有南京出土的南宋“張同之印” 等等。（圖一）他們的用印也並不象吾衍所說的那樣，是對漢印之製“絕無知者”的，恰恰相反，從這些印章的風格上可以看出，宋代文人對漢印之製的認識理解和運用，不比元人差，有的甚至比元人更加深刻。
這是因為宋代文人為了使自己所用的印章符合自己的審美要求，已經開始對漢印進行了研究。王濃之在其《漢晉印章圖譜》裡有“右七十二印皆於古印冊內選出，經前賢考辨有來歷者收入，一可見古人官印制度之式，又可見漢人篆法敦古可為模範，識者自有精鑒也。”的注文，就是很好的例證。這一段文字明確表達出宋代文人在印章方面的崇漢思想，不但早於趙子昂《印譜序》中所謂“漢魏而下典型質樸之意可以彷彿見之矣。”而且比趙氏說的還要深刻明了。還有趙希的《洞天清錄》中有“漢印多五字，不用擘窠篆，止宜小篆，筆畫停勻，故左有三字右有二字，或左有二字右有三字，其四字者，則畫多者占地多，畫少者占地少，五代前尚如此，今則否。”也可為証。以上說明，宋人不但已經認識到了漢印的美，並已對漢印形式特徵進行歸納總結，因此漢印審美觀提出的時間當是在宋而不在元。而且宋人的崇漢思想在實踐方面的表現也不遜於元人，這一點正是和宋代文人印章風格變化的實際情況相對應的。
從大量的宋人用印我們可以看出，宋代文人所用印章的風格大致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直接套用當時官印形式的風格。宋代文人在對漢印形式沒有了解之前，他們對印章的認識，只是停頓在對當時通用官印的認識水準上，因此他們的用印風格主要是以九疊文、寬邊、大印為主。李瑋的用印和米芾的用印中就有一部分可以為証。此後，他們逐漸發現唐代的印章形式更加適合他們當時的審美和使用要求，於是他們開始借鏡唐印的形式特徵，無論是朱文或白文印，都開始恢復了以結體對稱、線條均勻、圓潤流暢的小篆入印，有米芾的《書史》為証︰
印文須用細，圈須與文同等
我祖秘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后，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字，大印粗文，若施於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書帖。近三館秘閣之印文雖細，圈乃粗如半指，亦損書畫也。王詵見余家印記於唐印相似，始盡換了作細圈，仍皆求余作篆，如填篆自有法，近世皆無法。
這樣一來，使得當時篆書的流行風格自覺地溶入了印章，如王濃之精通金石，他的“複齋”印（見圖一）就是取法秦小篆而參以石鼓意趣。因此，篆書寫的好壞、篆法的準確否，就成了評判印章好壞的標準之一。故而使文人用印的風格發生了變化，同時圓朱文的雛形也開始形成了。
這種風格的印章的特點就是，不論朱文或白文印，都是以體現篆書“寫”的意味為主，有的印文由於受到當時人們對篆書的認識程度的影響，在還存在很多錯訛。我稱這種風格為當時的道統風格，當可視為宋人“印從書出”的成果。
第二類是極力模仿漢印形式的風格，宋代金石的興起后，使得當時的文人普遍熱中與對古印中蘊藏的歷史進行考証。《集古印譜》因此而產生，它的產生改變了漢印原有的用法，漢印首次以印拓的形式示人，從而使其以嶄新的面目向人們充分展示出漢印形式之優美，使人們耳目一新。因為印章使用方法不同，漢印這種只有透過印泥才能顯示出來的美，可能連漢人自己也沒有能夠看到和想到。因此，宋人在考証之餘，意外地發現了這種從漢印印拓中傳遞出來的簡潔明快、涵蓄大方、自然典雅樸素之美。並很快地認識到了漢印形式也是一種可供他們用來表達自己對美認識的又一非常之好的特殊形式。使他們在印章方面的審美標準得以更新，察覺到唐代印章形式中的不足之處，於是開始用漢印的形式美來要求自己的用印，並取得了可喜的成功。如揚無咎、趙明誠、王濃之、曾覿（見圖一）等人的用印，不論是在印章的大小、入印文字的篆法和印面的章法處理上，皆直接胎息於漢印。可以看出，他們在努力追求漢印的“原汁原味”，因此這些印章和漢印十分相近。應該指出，這些印章的刻製和摹刻漢印有著本本質的區別，當可視為印章藝術化的進一步實踐。這些成功的範例說明了，如果參與製作這些印章的人員，對漢印形式特徵沒有深入細致的分析理解，那麼，要想具有對漢印藝術的語言有如此之高的準確把握，和熟練運用的能力，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此，在文人用印中完全形成了與當時道統印風截然不同的另一種風格──漢印風格，這種風格的形成可視為宋人“印內求印”的成果。
第三類是具有流派性質的印風。應該指出的是，這時的人們開始崇尚漢印，但是習慣使用道統風格印章的慣性不會立即消退，從以後歷代各時期文人大量的所用印章上看，這一歷史的慣性一直延至明清。宋人在對漢印形式有了認識後，也開始了對時俗印風的改革，使得當時的印章，不論是朱文印或白文印，在結字、章法上都開始向漢印形式靠攏，道統印風和漢印形式特徵相互融合，使得圓朱文形式相對成熟，如河南商丘出土的北宋“張氏安道”印，白文印也形成了一種標誌那個時代的特殊風格，雖然這種風格和漢印形式比較近，但是和漢印相比還是存在入印文字書法化，機械地強調對篆書筆意的表現，線條過度的圓潤、缺少變化，反而顯得刻板等弊病。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時期書法和漢印形式開始了相互融合，使得印章的面目豐富起來了，形成一種具有流派性質的第三種印風，這就說明宋代文人崇漢思想已經對他們印章風格的變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綜上所說，從宋代文人所用印章在形式上先取法當時官印，到宗唐印再法漢印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漢印形式的發現和運用，對宋代文人用印風格變化的影響之大。因此，宋代文人崇漢思想的產生，到他們實踐的成功，完全可以說明中國印學史上“印宗秦漢”的開始時間在宋代，並不是像黃先生文中所講的那樣，是元代人趙子昂等人的貢獻，而筆者認為趙、吾也只是繼宋代而有所發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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