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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孟思印谱》笔者在明清的一些印学资料中见有过记载，如明徐上达的《印法参同》① “参互类 蓄印谱”中道
《吴孟思印谱》。（子行弟子也，亦精篆隶，摹顺伯之不及见者为册，长洲沈润卿又摹孟思之不及见者，并刻之。）
近代柴子英的《印学年表》②中在“元代1355 至正十五年 乙未”目下注道
吴睿（孟思）卒，年五十八。吴氏摹补宋王厚之（顺伯）原《汉晋印章图谱》，未及出版，明人木版摹刻印行，世称《吴氏印谱》。此为现存最早之古代铜玉印印谱。
现代韩天衡先生在编《历代印学论文选》时，在《吴孟思印谱》目下有如此记叙：
《吴孟思印谱》，古印汇录，一卷，亦名《汉晋印章图谱》，元吴睿（1298—1355）字孟思，自号云涛散人，杭州人，为吾丘弟子，工翰墨，精篆隶，此谱首列钮制名目八种及手绘钮式六种。以下官印篆式；私印式；汉官仪。共存印九十二方，印下注有释文、印材、钮式，间附考证、藏者。《说郛》中有此谱摹刻本，虽面目失真，却是现今唯一可见的宋元时期的印谱。此谱因首页署有“临川王厚之顺伯考”，致明、清学者误称此谱为宋王厚之《复斋印章图谱》。此谱有元揭汯（近人有作揭法者，非）序文，今录出。
《复斋印章图谱》和《汉晋印章图谱》虽然同出一人，但是不能说是同一部印谱。按韩天衡先生之说，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是不存在的，另见韩天衡先生《九百年印谱史考略》③一文中，对“在宋、元到明初的近三个世纪里，先后有十五部印谱问世”的注释：“……吴睿《吴孟思印谱》，即后世伪托的王厚之（王顺伯）《复斋印章图谱》；……”。但是按徐上达和柴子英之说，《汉晋印章图谱》是肯定存在的，《吴孟思印谱》是吴孟思摹的《汉晋印章图谱》加上他自己摹的古印，其实是两个人的摹印合集，吴孟思在世时没有出版印行，是明代沈润卿刻板印行的，又补入其自己摹的古印。也就是说现如今我们唯一能见到的宋元印谱其实是明代人摹刻的，而且不单纯是那一个人的，应该是王厚之、吴孟思和沈润卿三个不同朝代人的摹古印的合谱。
这两种说法那一种是对的？南宋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是什么样的？和《复斋印章图谱》是同一部吗？吴孟思有没有纯是自己摹古的《吴孟思印谱》？为什么明清人说这就是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笔者根据线索把以上有关印谱的资料进行了汇集对比。目前见存的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版本：一、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记沈润卿在明正德六年刻《欣赏编·十卷》初刻善本④中存《汉晋印章图谱》；二、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茅一相刻《欣赏编》中存《印章图谱》；三、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顺治三年（1646年）两浙督学周南李际期宛委山堂刊本，影印出版了《说郛三种》中的《说郛一百二十弓》弓九十七，见存有《吴孟思印谱》。
一 正德六年《欣赏编·十卷》初刻善本
我们先从正德六年沈润卿《欣赏编·十卷》初刻善本中存《汉晋印章图谱》看起。《欣赏编·十卷》没有著撰人，以致后人对撰者有了诸多错误说法。徐上达在《印法参同 参互类 蓄印谱》中记载：“《欣赏编》。（凡十二册，中有印章，即王顺伯所考，而李宗召所编也。）”也没有记撰者是谁。根据书首沈杰写于正德六年的序
吾宗侄津，嗜古好学，尝得诸家图籍若干卷，汇而名之曰《欣赏编》。……是编首以《古玉图》，崇其德也；次以《印章谱》，达其用；次之以《文房图赞》、《茶具图赞》、又次之以《砚谱》、《燕几图》，皆语成器而动者也。
可知《欣赏编·十卷》的编者为沈津，沈津者字润卿，根据史料记载沈润卿在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入选太医院，著有《邓尉山志》、《吏隐录》等，但其生卒年不，是序作者沈杰是其宗叔。
此部卷内有“读杜草堂”、“六合徐氏孙麒珍藏书画印”、“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延古堂李氏珍藏”诸印，原藏北平图书馆，现藏台湾。根据编者沈润卿的宗叔沈杰作序的时间判断，是沈津润卿在明正德六年前后编辑刊印的，书内所存印谱名为《汉晋印章图谱》和其他所收入书籍一样标明作者，卷首也没有揭汯的《吴氏印谱序》，却在首行“汉晋印章图谱 临川王厚之顺伯考”有 “古村李宗昭迂叟编” 一行，李宗昭迂叟是何时人，失考。说明是谱有两种可能，一、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在南宋时就是王厚之摹考由李宗昭迂叟编的。二、或者此本《汉晋印章图谱》是后经李宗昭迂叟重新编辑过的版本。王厚之生于南宋绍兴元年，卒于嘉泰四年（1131—1204），字顺伯，号复斋。据《宋史翼》转载《会稽续志》知其为临川人，徙居诸暨，乾道二年（1166年）进士，为秘书郎，历知临安府，官至江东提刑，以直宝文阁致仕。其好古博雅富藏，先代彝器及金石刻与尤褒俱，以博古知名当时，尝取古今碑刻参订而详著之，号《复斋金石录》。黄惇先生在其《古代印论史》⑤一书中注王厚之为王顺伯字厚之是错误的。在王厚之曾经收藏的苏东坡《枯木怪石图》卷中，有多方王厚之的用印，其中有两方多字名号印，一曰王厚之顺伯复斋□吉金石刻永宝” （图1）； 一曰“临川王厚之伯顺父印”（图2），可甄其讹。这些印章有的“印内求印”，汉印气息十足（图3）；有的却是“印从书出”，如“复斋” （图4）一印无论是线条用刀表现笔意、结字特征和布印章法方面，都和清末吴昌硕一样取法于《石鼓文》，洋溢出十足的文人气息，这不但说明了王厚之不但只是把汉印作为古董收藏，而且把其作为自己用印的形式范本，可见其对印章审美标准之高，也足可证得在南宋初年，就有篆刻水平很高的好手存在。
在认真通读后发现，全谱明显地分成三部分，存印一百九十二方，其中不仅只是汉晋印章，还有一部分唐宋和元人印章。如在第一部分中有传为唐相李泌的“端居室”印（图5），此印拓在现如今出版的一些书中常被引用，但被几经翻版后翻出了几分汉印味，倒像明清人的作品（图6），而此谱中的此印到还存有几分唐宋印的气息。还有吾丘衍在《三十五举》三十四举中提到的“张幼安”、“吕化光”的印。在第二部分中有一方“卫青”印（图7）下注，玉印槃螭钮，考文曰：“吴郡陆友仁得白玉方印，文曰卫青，临川王顺伯定为汉物”。还有一方标明是赵子昂收藏的汉印（图8）。第一部分在谱目“汉晋印章图谱 临川王厚之顺伯考”后标有分目六条，一曰“纽制”举制八例、二曰“纽式”标示六图、三曰“官印篆式”存印七十三枚、四曰“古人私印式”存印八枚、五曰“一印六面汉印”存一枚六印、六曰“汉官仪”举五例。在“钮式”中有六种手绘汉晋印章图形式，或驼或龟，有一种“连环”钮式，上注“寿亭侯印及关南司马皆此钮”。关于“寿亭侯印”历代多有人指其为关羽的印。与王厚之同时代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四笔》中记有四枚寿亭侯印，其中有一枚钮式同此图，他还考辨道：
予以谓皆非真汉物；且“汉寿”乃亭名，既以封云长，不应去汉字；又其大比它汉印几倍之，闻嘉兴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云长以四年受封，当即刻印，不应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后人为之以奉庙祭，其数必多，今流落人间者尚如此也，予为黄叔启作辨跋一篇，见赘稿。
看来印章收藏在宋时就已经受到赝品的干扰，且收藏鉴定家的鉴定水平也不一般，因此王厚之在“官印篆式”中并没有收录 “寿亭侯印”。在“官印篆式”中严格按官职分列。且按同种、同级的官职分类，很有条理。几乎每印下都有释文、印材、印式、藏者的说明，并附有关考证文字，只有几方印只注释文、印材、印式、藏者的说明。在“汉官仪”后，标有“已上王顺伯所摹”的字样（图9）。接排第二部分，此部分没有标出谱目和分目，但也是按第一部分的体例一排到底，有的印下有释文、印材、印式，也有的只注释文，但很少注有藏家，部分印下没有考证文字。在私印之后有“已上吴孟思所摹”的字样（图10）这一部分有印七十一枚。第三部分有印三十七方，没有编辑体例，排列杂乱无序。秦汉印少，有些印从印文用篆上看，大都是宋元明人所用，有的甚至有伪印之嫌，印下只注释文、印材、印式，但没有考证文字，更不注藏家。该谱最后有约明人黄云一跋
印之为制,肇於符契,至秦汉而下可以考见者,得之山水墟墓及好古者袭藏。宋王顺伯《汉晋印谱》可谓精博矣，元赵子昂祖之而为《印史》。吾子行弟子吴孟思，精篆隶，摹顺伯之不及见者为册。长洲沈润卿嗜古甚笃，又摹孟思不及见者，通记若干。印谱无刻本，润卿刻之，以孟思与已之所摹者并刻焉，用继顺伯子昂之遗轨，由是古人制度文字得以考见於千载之下，其为於后来不亦大哉，昆山黄云题。
黄云者，字应龙，江苏昆山人，家贫力学，文宗苏轼，书法宗黄庭坚，弘治中以岁贡授瑞州训导。为现代印史研究者注目的《方寸铁》就是朱存理（1444—1513）在成化乙巳(1485)年五月八日根据黄云抄本录入其《珊瑚木难》的，看来黄云平日对印章史还是有所研究地。有《丹岩集》行世。是跋对该谱的描述和徐上达所记的《吴孟思印谱》相合，皆言是王厚之、吴孟思和沈润卿三人摹古印的合谱。看来该谱的第三部分就是沈润卿摹的。
二 万历茅一相刻《欣赏编》本
万历茅一相刻《欣赏编》本是万历间茅一相根据正德本翻刻的，书首去沈杰原序，有徐中行序。序曰：“余往见《欣赏编· 十卷》，吴郡沈润卿所定，茅子康伯爱之，颇有中郎之私复以己意为续，将梓而谒余序……”，可证有关茅一相重刻时又收书五十三种为续，出版了正续合刊本《欣赏编》的记载是可信的。此本所存印谱定名为《印章图谱》，谱前比“正德本”多出揭汯于至正二十五年五月甲子（1365年）为能仲章藏吴孟思手摹《吴氏印谱》而题写的《吴氏印谱序》，与韩天衡先生录出的一样：
吴氏印谱序
印章之来尚矣，制式等钮绶之别，虽各有异，所以传令示信一也。是编自汉唐至晋，凡诸印章搜访殆尽，一一摹拓，类聚品列，沿革始末标注其下，不惟千百年之遗文旧典，古雅之意，灿然在目。而当时设官分职废置之由，亦从可考焉。吴孟思素以篆隶名，而是编皆其手录，尤可宝也。能君仲章得之以示余，故书此而归之。至正二十五年五月甲子，豫章揭汯。
揭汯（1304— 1373）是揭傒斯的儿子。韩天衡先生录此序时将“能君仲章”记为“熊君仲章”。“能”的原意是像熊一样的野兽，为姓氏时读为“nai”，唐代有人名能延寿，《图绘宝鉴》中就记有一位宋代善画佛像和山水的画家能仁甫。这位能仲章不知何人，失考。
该序刻板用字为正楷，因此很难辩别是否是按揭汯《吴氏印谱序》原迹摹刻的。所以存在两种可能：一、原底本上有而沈润卿刻《欣赏编·十卷》时遗漏，茅一相重刻时据原底本补齐；二、原底本上根本没有，茅一相重刻时从他处移来。但是为什么正德本上没有揭汯《吴氏印谱序》？待考。
首行上 “古村李宗昭迂叟编”，重刻时不知为何被人抹去，但是印谱的其他全部内容和正德本完全一样，只是在版式上有一点小别。由此看来， “正德本”当是其祖本。
三 《说郛》本
再看韩天衡先生依据的“说郛本”，《说郛》为中国古代综合性大型丛书汇集，首编于元末陶宗仪，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近人张宗祥的据六种明抄本合编本、清顺治三年（1646年）两浙督学周南李际期宛委山堂刊本和“姚安陶珽编”《说郛续》影印出版了《说郛三种》。但只在“宛委山堂的刊本”的《说郛一百二十弓·弓九十七》中有名为《吴孟思印谱》一部。该谱卷首有揭汯的《吴孟思印谱序》，吴睿（1298— 1355）字孟思，据刘基《诚意伯文集》⑥中《吴孟思墓志》载其为钱唐人寓昆山，少而好学，工翰墨，尤精篆隶。凡历代古文款识无不研究，得其要妙，下笔初若不经意，而动合榘度，识者谓之吾子行先生、赵文敏公不能过也。并明记其有一部集古印谱传世。但细读“说郛本”的内容并没有出茅一相本的内容范围，明显根据“茅一相刻本”翻刻的，如所收印章和“茅一相刻本”一样也是按王厚之、吴孟思、沈润卿摹的古印分为三个部分，排列顺序上亦大致相同，但关键的两行标明是谁摹的文字全无。印章也只存九十二方，是“茅一相刻本”的一半还少，注释文字也明显是翻刻“茅一相刻本”但省略尤甚，所有考证文字少则略去几十字，多则省略上百字。甚至有遗漏现象，如“钮式”部分有图缺目、“汉官仪”有目但无内容（图11）。没有了标识，三部分交杂无序混为一谈，汉晋唐宋印章之中更有元代人的印章出没其间，显得十分杂乱，这样简约排法的确令人目眩，且无法判断其具体编辑年代。
可能因为前有揭汯《吴氏印谱序》在前，于是编者不加细审，就自作聪明地定其为《吴氏印谱》，难怪《四库全书总目》称此行为为“乃明人著述之恶习”之一。这样地“水乳交融”，后人再读“说郛本”时，难睹“庐山真面目”再也分不出个你我他了，因此难免有此本就是《吴氏印谱》的错误结论
再则，有关考据的文字简去容易增加难，更何况要想增加得与原来部分相接得天衣无缝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更加说明“说郛本”当是从万历“茅一相本”中摹出。但是《说郛》是元末明初的陶宗仪编纂的，如此说来，岂不是秦琼成了关羽的爹了？追究其原因发现虽然《说郛》是元末明初编的，但原本久佚，现今流传的皆为明清版本，而《说郛一百二十弓》是后经明万历年间的陶珽重辑的。陶珽字紫阆，号不退，又号稚圭，自称天台居士，姚安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何况现存《说郛一百二十弓》又是清顺治三年（1646）宛委山堂的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郛三种》的出版说明中也说此部书有“版刻情况颇复杂，至今所见各部收录内容均有差异”。之嫌。因此笔者认为此“说郛本”是后人根据万历“茅一相本”缩编的，已经是面目全非不能为凭。笔者认为韩先生当年，只看到了《说郛一百二十弓》中的此谱，没有见到其祖本“正德本”和万历“茅一相刻本”中的《汉晋印章图谱》，而断定是明清学者“指鹿为马”把元吴孟思的《吴氏印谱》伪托为宋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此错并非韩先生凭空武断，而是受资料限制所致。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南宋王厚之确有一部手摹的《汉晋印章图谱》传世。到元代为吴孟思所有，吴氏又在其后增补了一部分，其实并没有单纯是吴孟思摹古印的《吴氏印谱》传世。至正二十五年前后这部王厚之、吴孟思摹古印合谱又被能仲章收藏，揭汯为之作《吴氏印谱序》，于是乎《吴氏印谱》成了王厚之、吴孟思摹古印谱的合称，给后人以讹传之口舌。入明后此谱为沈润卿所得，综合黄云后跋和徐上达对《吴孟思印谱》的记载内容，可以得知这部王厚之、吴孟思摹古印的合谱此时并没有刻行于世，还是原摹拓本。沈润卿在编撰《欣赏编·十卷》正德六年之前，沈润卿就刻板印行过单行本，且又在其后加上了其自己摹的古印，成了三家的摹印合谱。从这三家的学术专业水平相差较大上看，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部分无论在印章考证和编辑体例上，水平最高且最完整，吴孟思的部分次之，沈润卿的最后部分最差。但虽然是沈氏出资刊印，可沈氏没有贪他人之美，还是为后人如实标出，示后人以区别。后又将其编入《欣赏编·十卷》，并还是沿用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之名。因此徐上达在《印法参同 参互类 蓄印谱》中有“王厚之《复斋印谱》（元王厚之，即宋王顺伯，其谱一名《汉晋印谱》）、《吴孟思印谱》。（子行弟子也，亦精篆隶，摹顺伯之不及见者为册，长洲沈润卿又摹孟思之不及见者，并刻之。）、《欣赏编》（凡十二册，中有印章，即王厚之所考，而李宗召之所编）”的记载。万历间又经茅一相翻刻增补出版了《欣赏编》正续合刊本。虽然该本把揭汯的《吴氏印谱序》放到最前面，并冠名为《印章图谱》，但是明清学人还是认为吴孟思和沈润卿那两部分不能独立成章。是沈润卿“并刻”时，附在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后面的，故还是直称此谱为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此后又被陶珽删减改编后冠名为《吴氏印谱》编入《说郛一百二十弓》中。
在找出有关证据后，正本清源地理清了所谓《吴氏印谱》的来龙去脉，使我们看到南宋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的原貌，了解到《汉晋印章图谱》的大致情况。从该谱的内容上看，其主要功能还是以考据为主。在第一部分的“官印篆式”后注有
右计七十三印，皆于古印册内选出，前贤考辩有来历者收入。一可见古人官印制度之式，又可见汉人篆法敦古，可为模范，识者自有精鉴。
从标注位置和内容上看，是王厚之的原注。那么这一注不但说明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也是摹本外，从“汉人篆法敦古，可为模范”一句可知,早在宋代印谱以成为人们刻制印章的范本了，印谱的艺术功能开始出现。是印谱大多数印是其从二十几位和他同时代或前代人集古印谱中摹拓出来的。关于这些宋代集古印谱至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笔者将另文进行详考。其中有一部分印章是王厚之自己收藏的，并标明是出于《复斋印谱》，说明《汉晋印章图谱》和《复斋印谱》不是同一部印谱。从宋代集古印成风和王厚之自用印的宗秦法汉上看，“印宗秦汉”的实践远在南宋初年就开始了，因此吾丘衍《三十五举》十九举中“自唐用朱文，古法渐废，至宋南渡，绝无知者，故后宋印大皆谬”是错误的，有“独自吾始”之广告之嫌。
另黄云跋中还提及赵子昂的《印史》，说赵子昂是祖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而编《印史》，这一点和赵子昂的《印史自序》有出入，赵氏根本没有提及王厚之，其曰：
一日 ，过程仪父，示余《宝章集古》二编，则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纸，可信不诬。因借以归，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
这《宝章集古》二编不一定是程仪父的，但也不是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不知道沈润卿和黄云是否见过赵子昂的《印史》。
近代印学研究得宜于沙孟海先生的积极倡导，韩天衡先生编《历代印学论文选》时为一九八二年，那时正处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国传统文代受到极大的冲击后，百废待兴，在这种连找本字帖都难的时代，资料是很难找到，能编成此书以传灯于黑暗中，为后来者导航指路，为一个时代之标志，以后一些有关印史研究的成果都得益是书，韩先生公德无量。但正如韩先生在《历代印学论文选》的后记中所说：“一些论文缺少善本、佳本的校勘”。因此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要善于发现问题，有必要对有问题的史料进行重新梳理。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有些流传至今的文字资料几经翻刻而会有几种版本，其中有些因重编、翻刻者的专业水平和认真程度的高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讹传，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和考证必须尽可能地去寻找较为可靠的版本进行勘校，弃芜纳菁，以减少不必要的错误
①见西泠印社1985年出版《历代印学论文选》编者韩天衡
②见西泠印社1984年出版《西泠印社八十周年论文集—印学论丛》
③见上海书店1993年出版《天衡印谈》
④见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原本胶片，原本现藏台湾
⑤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国古代印论史》作者黄惇
⑥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刘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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