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青銅爵、斝的秘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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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爵、斝的秘密：從史前陶鬹到夏商文化起源並斷代問題研究》
我的研究動機是從對青銅爵、斝雙柱意義的揭密出發，然後追本溯源找到了陶鬹這一史前極具特色的陶器。在對陶鬹的傳播與演變的探討中，又牽引出夏、商文化起源與遷徙的脈絡，也探究了爭論多年的夏、商斷代問題。相較於國家大筆資金、人力投入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我的研究規模微不足道，但所得到的結論卻是吻合的。

此書日前方由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上市，不過因為是用繁體字排版，沒想到在臺灣反而成了無法輸入的禁書。書中主要內容大致如下：
1. 青銅爵、斝的源頭──陶鬹起源與發展的初步探討。（第二章）
2. 從陶鬹到青銅爵、斝的演變歷程。（第三章）
3. 陶鬹及青銅爵、斝的精神因素。（第二、三章）
4. 青銅爵、斝“雙柱”的意義。（第三章）
5. 確認青銅爵、封頂盉及觚與夏代的緊密聯繫，進而探討夏文化的起源及入主中原的路徑及時間。（第四章）
6. 確認青銅斝在商代的特殊地位，進而探討商文化的起源及入主中原的時間點。（第五章）

購書網頁：
http://www.newbooks.com.cn/book/2820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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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浙江省社科院歷史所所長陳剩勇教授的序文

在中國歷史上，夏朝是正統王朝譜系中的第一個王朝，以夏代領銜的“三代”（夏、商、周），在中國政治傳統中備受推崇，號稱為“太平治世”的典範。然而，最近一百年來，隨著西學的輸入和“新史學”的興起，特別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辯派歷史家對上古史的否定和辨偽，夏朝成了問題朝代，夏代的歷史如墜入十里迷霧之中，大禹有無其人、夏朝是否存在，一度都打上了問號。雖然，最近五十多年來各地田野考古的發現和研究的進展，消解了夏朝是否存在的疑問，但對夏文化探尋和夏代歷史的重建工作，卻一直沒有重大突破。夏代文明的一系列問題，如夏朝和夏文化在考古學上的確認、會稽等夏代都邑的地望所在、夏人的發祥地等，至今仍然是中國上古史研究領域的世紀懸案。

夏文化和夏代歷史的重建，不僅事關中華文明起源之謎的破解，而且直接關係到中國文明的世界定位。因此，從官方到民間，都對這一歷史之謎的破解十分關注。十多年前，官方撥出鉅款，組織起一大批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啟動了規模浩大的“夏商周斷代工程”，試圖借助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科專家的聯合攻關，對夏商周三代史的一系列懸案進行重新研究並作蓋棺論定。這種動用行政力量耗資巨大的工程攻關方式，從一開始就在學界引起廣泛爭議。因此，斷代工程課題組推出的系列論著，雖然對夏商周三代史研究有較大的推進和深化，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就夏文化和夏代歷史而言，斷代工程課題組作出的許多結論，其實既不能算蓋棺，也難以成為定論，由此而引發的爭議，恐怕比工程啟動以前還要來得多。

夏文化和夏代歷史的一系列問題難有定讞，夏史重建工作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夏朝距今時間久遠、史書記載語焉不詳，而田野考古又沒有發掘出如商周二代的甲骨文和金文那樣的夏代文字記載。另一方面則是學者們對夏代歷史的認識存在偏頗，研究方法論有所缺失。這方面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晚近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在運用地下遺物與史書記載互相參證的過程中，往往忽視夏代歷史的特殊性和複雜性，習慣於對考古發現的古代都邑遺址與文獻記載作靜態的比勘和附會。實際上，夏朝時，黃河、長江兩河流域“天下萬國”，國中有國，犬牙交錯；而夏人還更多地保留著文明早期居無定所的習性，政治中心都邑處於經常遷徙變動的狀態，從禹都會稽、陽城、晉陽，少康邑綸，帝相居帝丘，帝寧居原，胤甲居西河，帝桀居斟鄩，夏代500年間的都城一直沒有固定化。上古史書所記夏代的都城，僅以史家沒有爭議的那些來說，從最西邊晉南的陽城，到東部山東河南一帶的斟鄩，相距已達二千多里。學者們在考定夏代遺址的過程中，如果簡單從事，就很容易犯下刻舟求劍式的錯誤。

其二，許多學者們在解讀先秦文獻的過程中，習慣於以今律古，自以為是地認為夏人當如此、不當如此。例如夏朝興起之初的都邑會稽，其地望所在，古史辯以來的許多歷史學者都主觀地認定會稽必在山東、在河南，而不可能在東南一帶的江浙境內。理由是古代的生產力欠發達，交通工具落後，大禹不可能跑那麼遠到東南。於是，古史辯以來的現代史家，一邊推崇科學的方法論，標榜蘭克式的歷史研究，另一面又任憑主觀想像，無視司馬遷以前的記載，考證出會稽在山東河南的種種新論來。且不說這種以今律古式的推論，顯然低估了祖先的能力。與現代人相比，我們的祖先固然沒有舟楫車馬之利，但他們身體中保留下來的動物本能，足以供他們在地球上到處遊走四海為家，其活動範圍實在超乎我們的想像力。更重要的一點是，迄今流傳的西漢以前的歷史書，從《尚書》、《左傳》、《國語》到《史記》，全都明確地指出會稽在江南，而沒有片言隻語隱含有所謂會稽在中原之說。

回到左丘明時代，回到司馬遷時代──以《左傳》、《國語》和《史記》及其它先秦文獻記載的夏代史實為基本依據，這應當是夏文化探源和三代史重建工作的歷史和邏輯的起點。面對近百年來夏文化研究中的重重迷霧，當今的研究者不應對歷史有先入之見，而應當懷抱一片澄明之心，這就要求對晚近學者議論紛紛的新觀點、新說法進行一番必要的疏理和清源工作，把心中既有的成見統統格式化。在此基礎上，通過對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的綜合考察和審慎的考訂，比勘觀照、互相參證，得出的結論才會更接近歷史，或許還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突破。否則，就很容易陷入古史辯派以來的歷史家設下的泥沼和陷阱，以科學的名義對歷史作出詩人式的想像和考證。

我本人曾經長期致力於夏代文明和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20世紀80年代初，在杭州大學讀研究生學業期間，我就對顧頡剛先生和古史辯派歷史家心嚮往之，從拜讀顧先生等先賢編著的《古史辯》七大卷開始，一步步走進了中國史研究領域。我對大禹和夏代文明的刻骨銘心的記憶，則萌生於更早時候一次出差到紹興時“假公濟私”的旅遊。那時還是“文革”後期，這個文化名城的旅遊業還沒有開發，烏篷船還是當地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我好幸運，雇了一葉烏篷船，從水路到達會稽山下，遊覽了還是一片荒涼的禹陵、禹穴和禹廟。有了這段經歷，在研讀《古史辯》的過程中，我對大禹和夏朝的歷史發生了無限的興趣。研究生畢業後，我被分配到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從事專職的歷史研究工作，當時院裏下達的研究課題，就是區域文化和地方史的研究。在這期間，我有幸與歷史學家董楚平先生同事，一道傾心於大禹與會稽關係之謎底的破解工作。經過多年的思考和探索，我對夏文化起源和夏代早期歷史有了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主要集中在後來發表的一篇論文〈東南地區：夏文化的萌生與崛起〉（《東南文化》1990年第1期），以及在此基礎上撰寫的《中國第一王朝的崛起──中華文明和國家起源之謎破譯》（湖南出版社1994年初版、2003年再版）一書中。

我對夏文化之謎的探索，大抵基於以下的路徑，即以上古歷史文獻明確記載的夏文化的主要內涵和特徵為標準尺度，結合運用文獻學、考古學、比較歷史學、語言文化學和民俗學的理論和方法，從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各文化圈的文化內涵的全方位考察、分析和比較研究中，探尋和揭示夏文化的起源地和夏族原居地之謎的真相。上古文獻所載的夏文化的主要內涵，即夏人獨創、始創和特有的夏朝的禮制、夏人的信仰和習俗，如作為夏朝立國重器的鼎，象徵軍權和國威的鉞，三代禮器上鑄刻的以饕餮紋為核心的信仰和神話系統，“夏後氏堲周”的葬俗，“自禹興而修”的社祀社祭禮典，以及“夏後氏之璜”、玄圭、玉琮等夏朝的重要禮器，從各地史前遺址的田野考古資料看，幾乎無一例外都淵源於先夏時代的東南地區，而不是中原流域。結合先秦文獻所記鯀禹降生於長江流域、活動於東南一帶的塗山、會稽等史實所傳遞的夏族原居地的資訊，以及東南地區流傳的大禹、防風氏的傳說、故跡等民俗學證據，可以推出如下結論：夏文化萌生於史前時代的東南文化圈，夏族的原居地在長江下游地區，而不是傳統史家所說的黃河流域，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夏朝崛起於東南地區，夏朝立國初期的王畿之地仍然在長江下游地區。

這是對“夏為中原之人”的學界主流觀點提出的直接挑戰。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期，這些近乎異端的觀點，一度也曾引起考古學和歷史學界的廣泛關注。需要指出的是，十多年前發表的那些立論大膽的論著，由於考古資料的限制，特別是缺乏直接的夏代文字的佐證；加上自身水準所限而存在的論證過程的粗疏和缺失，總的來說還是“一家之說”，要從邊緣走向主流，成為獲得大多數人贊同的看法，顯然還有待更多地下資料證明和學理層面進一步論證。

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了十多年，我本人對拙著所持的基本觀點至今沒有變化。這一方面是基於自己對拙著以夏文化特徵為尺規、通過對史前文化的多學科綜合考察去揭示夏文化發祥地的研究方法的自信，另一方面則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地史前遺址的考古發掘資料不僅沒有動搖反而加強了自己的立論基礎。然而，由於自己研究興趣的轉移──從古史考辯回到了現實，從2000年初供職於浙江大學開始，我就把歷史研究暫時擱置到一邊，而集中精力於授徒講學、研究和探討當代中國的政治。在這期間，我當然不可能，也不會完全忘卻夏代文明和中國文明起源研究這塊曾經遊歷多年的“領地”，盼望有更多的關於夏代的田野考古的發掘和發現，更期盼有其他學者繼續我的研究工作。

正是在這樣的期盼中，今年暑期，盛夏酷暑時節，呂琪昌先生從臺灣來到杭州，與我切磋夏史研究的心得，帶來了兩大本書稿，就是現在展現在讀者面前的《青銅爵、斝的秘密：從史前陶鬹到夏商文化起源并斷代問題研究》一書的稿子。從當日的交談和日後的信件往來中，我知道了，琪昌懷著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喜好，進入古陶瓷史的研究領域，然後又擴大及於青銅工藝史，並隨著研究的深入，轉入史前及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探討。多年來，他潛心於歷史與考古的探索旅程，用他自己的話，叫做“上窮碧落下黃泉”，孜孜不倦地追求歷史的真相。這部書稿是他多年努力和探索的結晶，作為最早讀到書稿的大陸讀者之一，我不禁為全書的立論，特別是該書的考證和推理過程的細密和富於邏輯而擊節讚嘆。

琪昌對夏文化起源和夏商周三代歷史之謎的破譯，從三代青銅禮器的源流的疏理考證切入。根據多年研究古陶瓷史的經驗，琪昌認識到許多青銅禮器的祖型都源自陶器，而三代青銅禮器的爵、斝，其源頭就是“陶鬹”。陶鬹是中國新石器中晚期極具特徵而引人注目的一種陶器，廣泛分佈於當時的黃河、長江中下游，甚至遠及四川、廣東、甘肅、遼寧等地。而青銅爵、斝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特徵，是其擁有的口沿的兩根“柱”，無論爵、斝的器形如何變化，“雙柱”都始終屹立。通過對“雙柱”流變軌跡的探討，作者發現青銅禮器爵和斝之原型的陶鬹，實起源於長江下游的“環太湖地區”。爵和斝是夏、商時期除鼎之外最早也是最重要青銅禮器，具有社會制度、組織和規範等具體意義。制度文化植基於精神文化，爵、斝代表著某種特定的制度，反映了古人的深層理念。基於此一認識，琪昌追本溯源，從考察青銅禮器的器物演變的軌跡，並透過爵和斝等器物的深層文化意涵，一步步揭開了隱藏在爵、斝背後的無數秘密：青銅爵、斝“雙柱”的意義與鳥圖騰信仰有關，夏文化崛起東南，先商文化在海岱東夷。

琪昌的考證、推理和立論，都以堅實的文獻和考古資料為基礎。他善於以多學科綜合的研究方法，注重考古學、歷史學和藝術學等多學科的交叉綜合，考察和探究夏文化起源和三代文明的歷史謎底。並且能夠嫻熟地運用考古學的器物學和類型學的方法，通過對史前陶器到青銅禮器器形的流變的考證、疏理和比勘，並參照夏商文化的特點，從青銅禮器爵、斝造形及裝飾的變化，推斷這一變化背後的制度、組織的變遷，以及朝代的鼎革：從爵、封頂盉及觚等青銅禮器與夏代的緊密聯繫，揭示夏文化與東南史前文化尤其是良渚文化的聯繫，進而探討夏文化的起源及入主中原的路線和時間；從青銅斝在商代的特殊地位的確認，進一步探討商文化的起源及入主中原的時間點。全書史料翔實，內容豐富，見解頗多創新，與大陸學者的同類研究相比，尤其是與我十多年前的論著比起來，琪昌又獲得更多的新發現和新見解，他對夏文化起源問題的研究和論證，器物類型學的分析更規範，對史實的考證更加紮實，整個論證和推理過程的內在邏輯都很縝密，真正做到了有一份材料說一分話，是一部很有份量的學術專著。

琪昌從事古史研究，秉持了傳統史家的嚴謹治學固有風範。就夏商史研究而言，琪昌應當算是個“圈外人”，他是由研究遠古陶瓷而進入夏文化研究的。也許，正是這種“圈外人”的背景，使他的研究和立論很少受到圈子的束縛，立論更加客觀，得出的結論也更令人信服。我相信，該書的出版，必將加快夏文化起源地之謎的破解進程，進而推動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和夏商周三代史的重建。是為序。

陳剩勇
2006年12月24日於浙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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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考古界重大發現！
4000年前良渚有個中國最大古城

浙江省考古所昨天（29日）發布重大考古成果——歷經18個月，在良渚遺址區內發現一座面積290萬平方米的古城（面積和北京頤和園差不多）。

專程趕來的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這樣評價古城：這是目前中國所發現同時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稱得上是‘中華第一城’；它改變了原本以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認識，標志著良渚文化其實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是繼上世紀河南安陽殷墟發現之後，中國考古界的又一重大發現，將極大推動中國文明史研究進程和考古學發展。

4000年前的城墻
比西安古城墻寬兩到四倍

這座古城，大致以良渚遺址區內的莫角山遺址（上世紀90年代初發現）為中心，東西長約1500—1700米，南北長約1800—1900米，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

城墻部分地段殘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墊石塊，寬度達40—60米（我國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間建造的西安古城墻，底寬18米，頂寬15米），上面堆築純凈的黃土，夯實。

根據城墻中出土的陶瓷碎片，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說，距今4000年以前。

稻田下的溝渠原來是護城河

去年6月，余杭瓶窯鎮的葡萄畈村要建農民安置房，由于是遺址所轄范圍，考古人員先進場考古。

“先是在一片稻田下發現一條南北向溝渠，寬40多米，溝裏有不少碎陶片，是良渚晚期的東西。”浙江省考古所良渚工作站站長劉斌說。

考古人員對溝渠東側挖個坑，結果發現整塊土地其實都是人工夯築而成——土質為黃土，不同于良渚一帶灰黑色淤泥，明顯是人工從外面搬運而來。在黃土下面，鋪著一層石塊，石塊比較圓滑，應該是從周邊現成揀來的。

考古人員第一想法是，可能是河堤之類的水利工程；但也有人說，可能是城墻，因為在東側200米處，就是良渚文化中心的莫角山遺址——之後的挖掘證明了這個猜想，這大堆的黃土就是良渚古城的西城墻，稻田下的那條溝渠是護城河。

西城墻全長約1000米，寬約40—60米，南連鳳山，北接東苕溪；接下來，南城墻、北城墻和東城墻依次被發現，同樣是底部鋪墊石頭、大量黃土夯築；城墻環繞著中間的莫角山遺址。

與西城墻相比，其他三面城墻相對更考究：鋪墊的石頭尖銳很多，明顯是人工開鑿；城墻外側石頭相對大點，越往裏越小；堆築的黃土層中，有時會摻加一層黑色的黏土層，增加了城墻防水能力。

考古人員推測，這些痕跡說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墻，等到建其他三面城墻，經驗更豐富了。

這座古城裏的文明勢力
曾經影響了半個中國

城墻，是氏族社會和文明社會區別的一個重要標志。

嚴文明教授說，說明良渚古城的意義，得站在“良渚文化對中國的影響”這個高度著手。嚴教授是這樣說的：

1986年，良渚反山遺址先被發現；這是個人工堆築的土丘，發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

瑤山遺址在反山東北約5公裏，1987年發掘出12座墓葬，還有一座祭壇。

匯觀山東距反山約3公裏，發現一座完整的祭壇和四座大墓。大墓中發現大量玉器，有意思的是，一般有玉鉞隨葬的，通常也有玉琮隨葬。

玉琮內圓外方，琮上一般雕刻著“神人獸面紋”的神秘圖案，只有掌握宗教權力的巫師才能持有；鉞是古代一種兵器，是軍事力量的象徵，持鉞者應是軍事首領；琮、鉞合葬，說明墓主既是軍事首領——王，又是宗教首領——巫。

那很多人問，葬在反山、瑤山、匯觀山的這些權貴人物，生前生活在哪裏呢？不久，在良渚遺址群的中心地帶，發現了莫角山遺址，解決了這個疑問。

這是一個面積達30萬平方米的人工營造土高臺，發現大片夯土層和夯窩等建築遺跡，以及成排的柱洞，說明上面曾經有大型建築，另外還有6個供祭祀時用的大土坑。

這處罕見的良渚文化建築群遺址，從其位置、布局和構造來看，有“中心祭壇”和“中心神廟”的性質，不少人認為良渚時期的中心就在這裏，上有宮殿，生活著王和貴族。

既然有王，有統治者，那是否當時已形成一個國家？“國”字外圍有個框，說明能稱為“國”的，外圍都有城墻。城墻，是氏族社會和文明社會區別的一個重要標志。所以，現在我們終于找到了圍繞著莫角山的城墻，也可以說是期盼已久的事。

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這個時代，目前中國大地上發現的古城約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為280萬平方米，面積達29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但我們光從城的角度來看良渚古城的意義，是不夠的，要放開眼光，從整個良渚文化的布局來看。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這裏，還有嘉興南、上海東、蘇州、常州、南京一帶；再往外，還有擴張區，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蘇北部，接近山東，曾經良渚人為了佔領這裏，還打了一仗；再往外，還有影響區，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帶。

可以看出，當時“良渚”勢力佔據了半個中國，如果沒有較高的經濟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有這些勢力，源頭在余杭的莫角山，這裏住著統治整個良渚時期的“王”；而現在，我們又發現了外面的古城，相當于良渚時的首都，你說，這個發現有多重要！

兩個焦點：
良渚古城能否稱為國

這個問題，昨天嚴文明教授沒有明確說明，但他從種種闡述中，表示良渚古城已和“國家”這種狀態密切相聯。

但也不乏有的考古專家，認為良渚古城其實就是“良渚古國”。

良渚古城的發現，有人認為中國的朝代的斷代應從此改寫——由現在認為的最早朝代為夏、商、周，改成良渚。

這個問題，嚴文明教授說，需要留待考古進一步證明。但他也認為，良渚文化沒有消亡，而是在歷史的過程中，逐漸發展繼承下來了，並且明顯影響著以後的夏、商、周時代，像商周的青銅器上有一些良渚玉器上的花紋。（來源：杭州網-都市快報記者陳奕）

有關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近幾年一再成為矚目的焦點。雖然考古成果已經證明中華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但“中原文明中心論”仍然主觀地影響著多數學者的思維。“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第一階段，依舊以中原地域內的河南登封王城崗、新密新砦、偃師二里頭及山西襄汾陶寺等遺址為探討重點。相較之下，長江下游史前文明的高度成就最後被總結成良渚文化的消亡，專家們針對著消亡的原因努力探討，議論紛紛！

良渚文化真的就這麼消失在華夏大地嗎？多年前陳剩勇先生曾從禮制的關聯著眼，提出夏文化崛起于東南地區的論點，雖然言辭鏗鏘有力，但在傳統思維的大環境下，只能淹沒於滾滾洪流之中。

今年5月的安徽蚌埠“禹墟”發掘成果，終於首度將夏文化探索的目光帶離了中原的中心地區。日前良渚古城的新聞，更再次引爆了媒體，有人稱它是“中華第一城”，也有人認為中國的朝代斷代應從此改寫為良渚、夏、商、周。當然這一切都還言之過早，不過也提醒我們不要輕忽良渚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其實這些發現都早在我的掌握之中。在拙著《青銅爵、斝的秘密：從史前陶鬹到夏商文化起源並斷代問題研究》一書中，我對夏文化的起源與傳播作出了如下的推測：

良渚文化中晚期之交，由於良渚內部的分裂，或由於其他如洪水等外在的因素，使得創造良渚文化最高文明的一個部族──“原始夏族”向西北遷移進入安徽中北部的江淮地區。
進入安徽地區的“原始夏族”，與當地部落有了交流，並進一步結成所謂“部落聯盟”，此即“禹娶塗山”傳說的由來。此時的安徽北部地方，正處於黃泛區上游的淮北平原；“原始夏族”累積與洪水奮鬥的經驗，結合當地的“夷”族，在此地展開漫長的治水工程，這就是“益佐禹治水”傳說的根本。水患平後，“原始夏族”除以其功績受到其他部族的擁戴外，在與“夷”人長期融合的背景下，文化及勢力更為強大，足以號召天下，是以「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壯大後的“原始夏族”，更以其勢力進入豫東南地區並向西挺進，直抵伊、洛，征服了中原地區。這時的“原始夏族”也吸收了中原的文化，實力更上一層樓，形成了會聚多重文化的“夏族”。
進入伊、洛地區後，“夏族”的勢力迫使原來中原地區包括“陶寺文化”在內的部族完全臣服，其首領“啟”終於成了天下的共主，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

夏紫薇

在台灣成了無法輸入的禁書，那真是可惜了

恭喜阿 [cheers!!]

阿立

現在竟然還有禁書的問題，
真是不解，我想試著訂書看看！
[cheers!!]

書癡

此書日前方由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上市，不過因為是用繁體字排版，沒想到在臺灣反而成了無法輸入的禁書。

???? 不明白,也沒聽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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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有關本書的報導：
http://zjrb.zjol.com.cn/html/2007-12/19 ... 885219.htm
http://zjdaily.zjol.com.cn/qjwb/html/20 ... 882380.htm
http://big5.news365.com.cn:82/gate/big5 ... 692867.htm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 ... 277526.htm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 ... 979722.htm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 ... 277526.htm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txt/200 ... 402242.htm
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 ... 979722.htm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07 ... 981441.htm
http://news.sohu.com/20071219/n254179747.shtml
http://culture.zjol.com.cn/05culture/sy ... 4276.shtml

夏朝可能起源于良渚文化
学者推断，良渚部族中的一支进入安徽，联合当地“夷”族治水，壮大后的“原始夏族”一路直抵中原

　　新华社杭州１２月１８日专电（记者张道生）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可能起源于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
　　日前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论著《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鬹到夏商文化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一书中，台湾艺术大学副教授吕琪昌从夏朝三大礼器的源流、古传说等方面切入，结合现有考古结论得出了上述推断。

　　由远古陶瓷研究转入夏文化研究的吕琪昌副教授考证后发现，夏代祭祀用的三大礼器“封顶盉”“爵”“觚”都与良渚文化息息相关。其中“封顶盉”正是根源于良渚文化的“陶鬹”，而“爵”及“觚”也与良渚文化密切相关。由此吕琪昌推断，“原始夏族”可能起源于良渚文化的一支。

　　吕琪昌认为，良渚文化中晚期之交，由于良渚内部的分裂，或由于其他如洪水等外在的因素，使得创造良渚文化最高文明的一个部族──“原始夏族”向西北迁移进入安徽中北部的江淮地区。

　　在结合了古代的历史传说后，吕琪昌得出推论，进入安徽地区的“原始夏族”，与当地部落结成了“部落联盟”，此即“禹娶涂山”传说的由来。此时的安徽北部地区，正处于黄泛区上游的淮北平原；“原始夏族”累积与洪水奋斗的经验，联合当地的“夷”族展开了漫长的治水工程，这就是“益佐禹治水”传说的源头。水患平息后，“原始夏族”除以其功绩受到其他部族的拥戴外，在与“夷”人长期融合的背景下，文化及势力更为强大，足以号召天下，是以“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壮大后的“原始夏族”，势力挺进豫东南地区并一路向西，直抵伊、洛，迫使原先中原地区的部族完全臣服，其首领“启”由此成为天下的共主，从而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距今５３００年至４２００年的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不久前的１１月２９日，考古人员在良渚遗址核心区域发现了一座面积达２９０多万平方米的５０００年前的古城，标志着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良渚古城墙的延伸 ■宋旭华
　　发现良渚的古城墙，我很高兴，因为刚刚编了一本书与这个话题有关，书名叫《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鬹到夏商文化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这名字虽然让一般读者一看就懵，但却是本材料、考证、角度具佳的著作，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吕琪昌研究史前器物的型制与分布，认同中华文明起源于长江中下游说即“长江文明说”，并把夏民族先民的活动范围、文明的曙光定位于良渚这块给我们惊喜的宝地。有学者因古城墙的发掘，推测夏王朝之前还有一个朝代——“良渚”，杭州一下子古到了五千年，作为杭州人这实在是件自豪的事情。这城墙的发现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隐隐窥见五千年前先人们在这城池里忙碌的场景。
　　况且此书作者认为，这种推测应该将“夏朝”与“良渚”联系起来。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良渚文化中晚期之交，由于良渚内部的分裂，或由于其他如洪水等外在的因素，使得创造良渚文化最高文明的一个部族──“原始夏族”向西北迁移进入安徽中北部的江淮地区。“原始夏族”累积与洪水奋斗的经验，联合当地的“夷”族，在江淮展开漫长的治水工程。水患平后，“原始夏族”除以其功绩受到其他部族的拥戴外，在与“夷”人长期融合的背景下，文化及势力更为强大，足以号召天下，是以“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壮大后的“原始夏族”，更以其势力征服了中原地区，并吸收了中原的文化，实力更上一层楼，形成了会聚多重文化的“夏族”。进入伊、洛地区后，“夏族”的势力迫使原来中原地区包括“陶寺文化”在内的部族完全臣服，其首领“启”终于成了天下的共主，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此书对夏族迁徙路线、“大禹治水”地点及诸邻近文化分布都有示意图）。

　　墙与文化似乎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在国外最著名的有犹太人的“哭墙”，德国的“柏林墙”，在中国历代修筑的长城成了中国的象征，汉代孔壁的古文经延续了三代的礼乐传统，苏州园林因为几堵墙才有了曲径通幽。谢里曼发现了特洛依，传说与想象在断壁残垣中散发其浪漫，而良渚的城墙让中国人对五千年甚至更古充满了期待，寻根之旅又将开始。关于“良渚王朝”或“良渚王国”的历史，记载、流传下来的甚少，良渚古城墙这极具价值的考古发现，对中国史前文明的考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希望这次考古能得到更多的资料。

閑雅書法論壇

拙著《青銅爵、斝的秘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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